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结束后,主创们都获得了“好好认真地继续生活”的动力。
文字 王伟
编辑|金石
视频|茂一、潘迎欣
2019年前后,几则有关“重罪犯出狱后从事殡葬业”的新闻报道,引起了人们对“殡葬师”这个职业的关注热潮——这是以前几乎从未发生过的情况,因为,在“禁忌”中在人们谈论死亡的环境下,殡葬承办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可怕”的职业,是一个“普通人不愿意从事的边缘职业”。
这是一个无奈又温柔的故事。 大多数刑罚较重的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后都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就业之路。 最后,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他们住进了一家名为“妈妈送你上天堂”的殡仪馆。 他们每天往返于殡仪馆和医院急诊室和重症监护室之间。 他们每年要经历200多场葬礼,为无数死者清洗、穿衣,陪伴死者家属参加葬礼过程,举行追悼会,在殡仪馆领取骨灰。 要专注、庄重、敏捷,因为“死亡是一件大事”。
殡仪师这个职业让他们有机会回归社会,但故事的另一面却是残酷的现实——这仍然是一个被歧视、被忽视、被认为不利的边缘职业。
刘江江导演却不这么认为。 由于爷爷和叔叔都是木匠,都会给死者做棺材,所以刘江江小时候经常围着棺材玩耍,有时玩捉迷藏,有时甚至睡在棺材里。
他对葬礼也不陌生。 刘江江回忆,叔叔去世时,家人将他的尸体放进了棺材里。 大家围着棺材转了一圈,聊了聊自己的感受,最后看了一眼,然后告别。 那天,表弟把死者用过的手机拿过来放进棺材里,一边说:“叔叔,到了就别换号码了。” 大家先是高兴了一会儿,然后就哭了。
下葬前的另一个仪式是钉棺材。 长长的钉子被钉进棺材的盖子里。 亲友们纷纷喊道:“把钉子藏起来!” “虽然他走了,但每个人都告诉他要躲起来,避免被击中。” 刘江江意识到,在这个表达哀思的仪式中,有一种非常浪漫、强烈的情感。 人们在漫长的仪式中表达对死者的敬意,同时也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来治愈生者。
所以,当刘江江拿起镜头的时候,这几乎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故事了。 就连影片的片名《人生大事》也来自我小时候所见——凡是有琐事的家庭,门上都会贴三个大字:大事——人生无大事,除了死亡。
电影《人生大事》剧照
韩延导演也一直关注着“生死”命题。 他喜欢《天堂电影院》并拍摄过《逃出绝命镇》。 第一次听说电影《人生大事》的时候,他正在拍摄《一朵小红花送给你》,讲述两个年轻人患上癌症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生与死的故事。
拍完《小红花》后,韩延收到了《人生大事》的剧本。 我真的拿到剧本后,发现这个故事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是一个关于生、死、葬礼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被家人视为“失败者”的小女孩,被社会视为“失败者”的葬礼。一个“失败者”老师之间的故事,以非常平和轻松的方式谈论死亡,没有沉重,没有禁忌。 韩延想“为这个剧本做点事”,于是他成为了《人生大事》的制片人。
韩延对殡仪馆的最早印象,来自于祖父的葬礼。 “那个人平时没什么存在感,但每当发生这种事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找他。 当他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泡茶和水。 那一刻实际上是他的高光时刻。 也许这件事过去之后,他就成了街上最不起眼的人了。”
这种“边缘感”也让韩延思考该找什么样的演员来扮演这个角色?
他们当时有两个方向。 一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殡葬师形象来找演员; 二是找一个有反差感的演员,这样会让角色更让人印象深刻。 深刻的。
韩彦想到了朱一龙。 他早在2019年左右就认识了朱一龙,当时他想找人演温柔的角色,很多人都推荐了朱一龙。 见面后,韩延发现朱一龙确实如大家描述的那样,温柔寡言,但说到演技和人物塑造,他却“眼睛一亮”。 韩彦对他印象不错,三年后把他推荐给了刘江江——有对比,有很多可以探讨的方面。
不久之后,朱一龙就收到了电影《人生大事》的剧本,这是他演员生涯中几乎从未遇到过的题材和角色。 朱一龙看完剧本后决定出演。
韩延给朱一龙讲戏
第一次见到刘江江导演时,朱一龙穿着短裤,白色长袖上衣,头上戴着蓝色帽子,“好像在极力隐藏自己”。 当时,他刚刚看完一部需要攀岩的电影,很累,所以他“让自己进入省电模式”。
此前,刘江江从未看过朱一龙的作品,对他的整个概念都来自于妻子——听说他可能是出演朱一龙《人生大事》的三哥,妻子“当场跳了起来” ”。 见到他,面对面坐下后,刘江江脑海里浮现出的好形容词就是:安静、优雅、礼貌、美丽。 但就是不太像我想象中的三哥。
直到一年后电影上映并在武汉路演时,刘江江半开玩笑地回忆起那次见面的感受:“我心里一阵发凉。”
朱一龙太不像三哥了。
电影中,三哥的真名是莫三妹。 他喜欢穿花衬衫、大裤子和大金链子。 他喜欢骂人、打架。 他因斗殴被捕并被送进监狱。 他因为一无所有而被女友“戴绿帽子”。 他还经营殡葬业务。 他被骂为“吃死人的人”,老父亲因为他不能正常干活而用拐杖打他……
现实中的朱一龙堪称三哥的反义词。 2020年,好友李易峰在接受《GQ》杂志采访时这样描述:“(朱一龙)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会微笑着看着你,然后就变得很安静。我以为这是第一次见面的害羞,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他一喝酒,脸就红了,然后他笑着看着你,你以为他终于要说什么了,然后他就睡着了。
然而20多天后,《生活大事》剧组抵达武汉。 刘江江又见到了朱一龙。 还没开始看剧本,他就发现自己变成了自己的三弟:给他的服装、道具都变成了他。 我自己,我怎么说话,我怎么走路,我怎么抽烟,我怎么吐口水,都是我三哥的影子。 二十天前那个“安静、优雅、有礼貌、漂亮”的男孩突然开始穿鞋走路,“像一只不安分的猴子”,甚至掀起衣摆擦嘴和汗。
聊天时,朱一龙告诉刘江江,在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武汉,出生长大。 像三哥这样的“街头荡妇”他平日里见过太多了。 这一次,他只是把它们当作了材料,“抓”进了自己的体内。
拍摄前期,剧组前往殡仪馆了解工作流程。 没想到,他们遇到了一位殡葬承办人。 光头小伙坐在面包车里,脚踩在方向盘上,正在发微信。
制片人指定导演,导演指定主演。 朱一龙抬起头看了一眼。 后来,这些细节变成了《人生大事》中三哥的样子。 刘江江说,朱一龙顺着这一眼,想象着这个人看上去开心、发脾气、恋爱、打架的样子。
《生活大事》中三哥的扮相
通过收集故事,朱一龙逐渐明白了殡葬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他们从不与别人说“再见”,也不与别人握手,但他们很少感到自己被边缘化、悲伤或不幸。 ,他们在某些时刻会有这样的感觉,但他们不会沉浸在这种情感中。 他们每天出去做很多事情,大多数人都活得很辛苦、认真。
在正式开拍之前,朱一龙以三哥的身份生活了一段时间,与每一个对手交流,寻找“三哥的速度”。
谈起这段经历,朱一龙表示,希望他不要只提取表面的细节和特征来“演”一个角色,而是考虑如何“成为”他:“当我‘演’的时候,我总是有足够的‘演’。”这个角色;但是当你‘是’这个角色时,你实际上正在堕落。”
正式开拍前,朱一龙剃了光头。 从他剃光头的那一刻起,剧组里的人就开始叫他“三哥”,“这段时间,我就是三哥”。
后来拍戏的时候,有一天,一位老人盯着朱一龙看了半天,然后用武汉话叫了一声“林楠笙”。 当时,朱一龙主演的电视剧《叛逆者》正在热播,他的角色名字叫林楠笙。 一个身材高大挺拔,五官端正的军官。 确认眼前的人确实是“林楠笙”后,大叔认真地说:“你现在看起来没有林楠笙好看。”
朱一龙在《人生大事》中
《生活事件》选择武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处处有活力,处处有市场。 去武汉考察时,刘江江发现,武汉很多殡葬店都开在巷子里、餐馆旁边。 有些商店甚至出售烤香肠和冰淇淋。 老男人老太太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打麻将。 现场气氛热烈、热闹。 普通的。
所以,《人生大事》中的殡仪馆“上天堂”也有这样的设定。 开在一条巷子里,旁边有一家婚庆公司和一个水果摊。 人来人往,总是热闹非凡。 当镜头拉远时,周围是城市景观、交通、高架、写字楼、霓虹灯。 每天,三哥开着那辆破旧的面包车穿过城市,去高档别墅和老城中村。 但他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埋葬死者、抬棺材、送死者一程。
“在这个繁荣、忙碌、充满活力的城市里,人们很少思考(死亡)。” 韩延说,他们希望传达的是,死亡不是需要避免的事情,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每个人都受到平等对待。
讨论人物时,大家都聊到了武汉,聊到了武汉人的气质。 朱一龙谈得最多的就是“码头文化”:武汉临江而居,是九省通衢的要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武汉经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 城市里特别热闹,天气也很热。 武汉人的性格会非常热情、奔放、豪放,充满世俗气息,同时也有正义、柔软的一面。
他们将这些融入到了三哥身上。 《人生大事》中,小女孩小文的奶奶去世了,前来处理后事的是三哥。 孩子不明白奶奶去哪儿了,就拉着三哥来纠缠她。 三哥也没多想,随口说道:“你奶奶变成明星了。” 那天晚上,三哥看到小文坐在门口,听着奶奶的声音,抬头看着星星,眼睛湿润了。
小文抬头仰望星空
这是朱一龙作为演员对殡仪师这个职业产生深深共鸣的时刻——在此之前,三哥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边缘人。 他们被别人称为“食死者”,被人鄙视,被人倒霉,甚至还被怀疑偷走了死者的戒指……可那一刻,三哥第一次发现,别人竟然会如此在乎。他说了什么。 在此之前,他一直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不被关心。
从被鄙视到被尊重,《人生大事》也一步步重塑了大众偏见中的殡仪师——故事后半段,小文和幼儿园老师谈论三哥的职业,称他是“一种种族”。 还有一次,三哥和他的同事们被一位失去女儿的父亲责骂。但后来,当他们为女孩定制了一个粉红色的骨灰盒,小文在骨灰盒上画了彩色图案时,父亲向他们鞠了一躬。
影片中还有小文的奶奶参加葬礼的场景。 舅舅扔完碗后,三哥和同事们抬着棺材走了出去。 送别唢呐一响,两排群众演员的眼睛都红了。
与横店不同,武汉没有那么多专业的群众演员。 电影中的路人几乎都是剧组从公园带来的当地人。 他们像三哥和所有武汉人一样,热情、奔放、豪放,大声说话。 他有着江湖般的声音,但也充满正义感和深情。 三哥身上的演员朱一龙捕捉到了群众演员红了眼睛的那一刻。 他说,当时他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想这就是我,我正在寻找一部这样题材的电影,我想它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一些安慰和温暖。”
电影中的武汉街道图片来源朱一龙微博
丧葬题材在国产电影中并不常见。 每年清明节期间,电影公众号推荐的影片大多是日本的《鼓励》、墨西哥的《寻梦环游记》或美剧《六尺之下》。 2021年,4K修复版《防腐者》在中国上映。 有人试图追溯中国的丧葬题材电影,提到1993年上映的《孝子候孙》。
因此,在《人生大事》上映之前,很多人都会称其为国内版的《防腐师》。 但看完电影你会发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作为处女作,《人生大事》在叙事性和煽情性上被认为不成熟,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它用生活化、轻松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 的故事。
制片人韩延提到,几年前他看过一篇关于大学死亡教育的报道。 老师让学生轮流进入棺材体验死亡。 有的学生躺在棺材里吓得哭了。 韩烟感叹,但同时又觉得这个方法有些粗暴、粗暴。 “也许我们只能克服对棺材、坟墓之类的恐惧,但无法真正理解死亡。” 他理想中的死亡教育是“不仅要不怕死,还要不怕死”。 这就是生者面对周围人的死亡的方式。”
韩延本人第一次面对死亡是在初中时期。 那天,他突然想去爷爷家,就坐公交车去看爷爷。 那是他和祖父最后一次见面。 当晚,韩彦寄宿在叔叔家,爷爷却在取药时突然病倒,去世了。 当时,他的爷爷距离药水不到一米,但他够不着。
走在送葬队伍中,所有人都在哭泣,唯独韩延哭不出来,“彻底糊涂了”。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韩彦在写作业的时候,突然想起,他坐在这里写作业的时候,爷爷经常在旁边看着他。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很难过,就像心情郁闷一样,就放声大哭起来。”
韩彦并没有把这些情绪告诉父母,因为在他们眼里,“死亡”是应该避免的,作为一个孩子,他应该受到保护和隔离。
后来韩彦有了孩子,他发现这一代的孩子似乎比自己还要敏感,很早就会问他:死亡是什么? “大多数父母实际上还没有准备好。” 但韩彦还是想尝试着回答,因为,“你越远离他,以后就越痛苦。”
他也很欣赏《寻梦环游记》中对死亡的诠释,但他也希望中国文化中能有这样一部电影,谈论死亡是什么、如何面对死亡、做什么。 活着,更重要的是,给中国孩子一种解读死亡的方式——这就是他们希望《人生大事》能够做到的。
“种星的人”是对《人生大事》中殡仪师职业的诠释。
“我们有尊严地来到这个世界,他们也帮助我们有尊严地离开。” 这是演员朱一龙目前对殡仪师这个职业的理解。 扮演三哥这个角色本身,也是朱一龙对自己如何面对生活、面对自己、面对演艺事业的个人回应。
2018年,因《魂》而出名。 此后的各种采访中,朱一龙经常提到一个词——焦虑,“我心里感觉作品不够多,这就是我现在很焦虑的事情。你现在所谓的名声够支撑这些东西吗?” ?” 当时,朱一龙曾告诉《人物》。
接下来的几年,他并没有参加很多综艺节目。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剧组度过,先后拍摄了《重启》、《亲爱的自己》、《叛逆》、《巅峰》等,包括这次的《人生大事》,都是他对抗焦虑的尝试。
对于此次拍摄,朱一龙也完成了后期制作。 剪辑时,他想“了解如何更准确地表演,如何减少表演浪费,如何更有效地塑造和表达人物”,所以他就站在一边,“讲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一帧一帧地讲”。 。 ”。 这也是朱一龙第一次完整体验整个电影制作周期。 通过这个角色,他本人对死亡有了全新的认识。 “其实我们主要不是在讲死亡,以及如何面对死亡。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讲如何生活,如何面对那些生命,你如何面对?” 如何面对身边的人。”
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结束后,主创们都获得了“好好认真地继续生活”的动力。
电影杀青当天,刘江江见到了朱一龙的经纪人。 她皱着眉头,担心道:“我们还能回到以前的样子吗?” 刘江江笑了,确实,“天天看着这个痞子,我都忘了朱一龙以前是什么样子了。”
但拍摄结束后,朱一龙已经把三哥的胡子剃掉了。 这是他十几年拍戏的习惯。 扮演一个角色后,他很快就逃跑了。 这次也是一样,“留三哥干活”。
一年后,《人生大事》经历了后期和疫情造成的延期,终于在6月24日上映。路演宣传期间,主创们也再次见面——刘江江神情恍惚,仿佛他仿佛回到了第一次见到朱一龙的那一天。 眼前的人依然是“安静、优雅、礼貌、美丽”。
朱一龙在路演宣传。 图片来源:《生活大事》微博